数据“慧眼”赋能法律监督（法治头条）

重庆市南岸区检察院检察官和司法警察利用“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权益保护公益诉讼监督模型”摸排线索。马弘 摄

“大数据面前机会均等，谁都可以先行一步。”在全国检察机关数字检察工作会议上，最高检有关负责人介绍，事实上第一个针对网络司法拍卖的大数据监督模型恰恰不是出自发达的一线城市，而是出自位于山区、经济相对欠发达、政法编制仅40人的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检察院。

2021年，检察业务应用系统2.0已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部署应用，其上已汇聚了海量案件案卡数据和文书。“目前，检察机关实现了网络纵向贯通、应用横向联通，但距离‘大融合'还有不小差距。”最高检案管办主任申国军表示，当前还有许多检察干警囿于固有的办案思维，不重视数据的挖掘与分析，主动监督的大数据思维还没有深入人心。

来到浙江检察大数据中心，不仅能看到检察官依托其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应用，实现检察监督领域的“一地突破，全省共享”，而且这里展示的政法一体化办案应用也颇引人注目。“一体化不仅带来数据贯通，也带来了理念共通和工作协同。”浙江省检察院案管办副主任曾吉介绍，眼前的这套政法一体化办案应用，连接了公安、法院、司法行政等12套业务系统，贯通省、市、县三级777家单位，实现330个业务流程上线，覆盖全部刑事案件的全诉讼流程及全办案单位。

“‘数据'正在深刻改变着新时代的检察工作。”6月29日，全国检察机关数字检察工作会议在浙江杭州召开，这次会议部署加快数字检察建设，以“数字革命”驱动新时代法律监督提质增效，以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对此，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把实施检察大数据战略作为“一把手工程”，靠前协调解决重点难点堵点问题。“按照最高检要求，领导干部要通过引导树立‘一盘棋'意识，增强检察人员的大数据思维，努力提升大数据法律监督的效能。”申国军说。（本报记者张璁）

大数据赋能，让案件疑点“开口说话”

去年12月，模型从行政执法部门共享的103万件行政执法案件中推送了一条线索：余某亮在长江非法采砂，涉嫌非法采矿罪。检察机关迅速督促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挖出了以余某松、余某亮为首多次在长江相关江段“采、运、销”涉砂作案的犯罪团伙。

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如今越来越多的检察院通过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围绕服务大局的热点焦点、执法司法的突出问题、社会治理的薄弱地带、公共利益的弱项短板，促进法律监督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绍兴检察机关拓展类案办理，在其他县市区又排查出4个车险诈骗团伙，共计起诉、判决11件46人，作出民事裁判结果监督49件。同时，还将各大保险公司提供的出险数据导入，经与社保信息相互验证，发现一些频繁报案人也与当地汽修厂相关，将线索一并移送后，又查明除诉讼骗保之外的其他大量骗保行为，涉案金额共计1500余万元。

不过，在各地探索过程中，也面临一些困难与问题。“比如数据壁垒就是必须破除的堵点，否则数字检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解决这个问题既要唤醒检察机关内部“沉睡”的大量数据，还要打通外部数据壁垒，并充分利用互联网开放数据。

“仅看单个案件没有异常，但审查几十份裁判文书后就发现，这些案件都存在一些原告频繁起诉，且原告并非车主本人，事故也未经保险公司定损等共同特征。”浙江省绍兴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章芳芳说，近年来陆续有多家保险公司反映当地存在车险诈骗现象，为此检察机关就着手利用大数据对海量车险理赔裁判文书展开分析。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检察院检察官利用“公益林补贴违规发放监督模型”进行线索研判。魏婕 摄

大数据赋能让案件疑点“开口说话”。在绍兴检察机关自建的“民事裁判文书库”中，其以当地5年来60余万份文书作为模型排查范围，果然筛查出批量异常文书，特别是越城区宋某等13人名下有200余份文书，其中存在受损车辆的维修单位与车损评估机构高度集中等共同特征。“巧合”不止于此，检察机关通过向人社部门调取社保缴纳信息，并与原告的身份信息相关联，发现这13名原告竟然多数在同一个汽修厂。

数字检察能普及到广大基层检察机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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