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时评丨治理失信须惩戒与修复并用

□ 法治时评

□ 凌锋

据媒体报道，上了失信“黑名单”，被限制出入境，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怎么办？一家上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通过信用承诺和信用修复激励机制，让公司得以转危为安。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失信行为不仅有违道德要求，也会因影响他人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负面评价。近些年来，通过运用失信“黑名单”、限制高消费、司法拘留乃至追究刑事责任等方式，司法机关持续推进失信联合惩戒，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信用惩戒本身不是目的，只是引导社会成员诚实守信的一种手段，最重要的是维护被失信行为侵害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此而言，对于那些真心认错并努力解决问题的失信主体来说，需要信用修复制度来帮助其履行义务。信用修复的基本含义并不复杂，从司法工作角度来说，信用修复是指法院可依被执行人申请，充分考虑其积极履行和担保行为，将被执行人从失信名单删除，对其信用进行修复的行为。如新闻中的李某通过信用修复制度获得了宽限期，使其能够开展工作、筹措款项，很快便将借款连本带息归还，实现了较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信用修复给予失信人纠正自身错误的机会，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引导失信主体主动自新、增强全社会诚信意识的重要途径。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起草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这是进一步提升信用修复制度法治化、规范化水平的明确信号。期待信用修复制度在实践中完善配套机制、提高修复效率，不断推进失信信用惩戒向精准化、精细化发展，引导和鼓励信用主体依法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提高全社会信用水平，营造良好信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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