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竣：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若干观

很高兴在此美好金秋时节，与各位专家学者齐聚嘉兴桐乡，共同观察、探讨桐乡“三治融合”的创新实践。这些年我因为参加国家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规划和G60科创走廊发展规划，曾十余次来嘉兴调研考察。去年我还参加过首届陆稼书“息事无讼”文化与当代社会治理高峰论坛，现场调研考察过嘉兴新埭镇“无讼源” 、平湖市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等地。在本次峰会前，我收到郁建兴教授寄来的丰富的案例材料，让我得以多角度认识和理解嘉兴桐乡三治融合的精髓。下面结合对桐乡三治融合的观察，谈一点个人理解，与大家交流。

“三治融合”的城乡基层治理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基层政府围绕三治理念开展多样化的治理实践，其中尤以嘉兴桐乡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理念等方面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最具有示范意义。

一、嘉兴桐乡的实践具备三点独特的品质，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依托悠久的文化软实力和发挥技术赋能的核心驱动力。

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和初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从实践来说，基层社会治理本质上就是事无巨细地解决群众生活中具体、零碎的小事情和小问题，这恰恰就是我们的生活。以回应人民的实际需求为宗旨，依靠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为方式，保证群众在现实生活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桐乡在这个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有意义的示范。

“三治融合”的理念孕育于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思想古已有之。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我无为，而民自化”就体现了民治的思想，是道家传统思想中所强调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内涵。商鞅提出的“缘法而治”、“事断于法”也具备了朴素的古代法治观。儒家强调“为政以德”，说明了仁政和德行教化对于传统意义上治国理政的重要意义。嘉兴桐乡的实践启示我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紧密相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的大地上，靠我们自己去寻求适合自己的道路和方法。桐乡自古以来重教兴学、人杰地灵，乡贤治理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我们熟知的枫桥经验，就受到了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誉，也得到全国许多地方的学习。自治、法治和德治的治理传统渊源，是我国独一无二的文化财富，这种传统是我们对文化氛围、社会禀赋、治理环境进行观察和判断的重要参照点，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精神力量。

信息技术为嘉兴桐乡“三治融合”治理创新提供了新的驱动力。云享乌镇等治理平台通过线上数据平台，拓宽了信息收集与传播的广度，提升了信息收集、抓取和处理的速度，增强了信息挖掘和分析的深度，有效集成了区域内的治理信息流。通过技术赋能，社会公共服务的效率、公平、有效性等方面实现了显著的提升。如果说过去由于技术所限，有许多公共管理问题是难以解决的，那么今天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智慧技术的发展，就为我们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浙江新闻客户端拍友陈云志摄

二、“三治融合”创新体现了参与式治理、多中心治理以及协同治理等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精髓，并为这些理念赋予了新的中国实践经验。

参与式治理是上世纪末在西方代议制民主弊端逐渐显现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治理理念。参与式强调赋权予利益相关者，以促进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实现社会的网络化治理。同样，这一理论也提出了对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可能带来的一些隐患和隐忧，包括参与式治理是否会导致无中心无效率；如何处理参与者和专家，官员之间在专业性和广泛性之间的张力；如何平衡集合体内部的协作动机和对外部资源注入的依赖性等问题？浙江桐乡的实践，为回应这些理论问题提供了讨论空间。

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来源于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艾莉诺·奥斯特罗姆。她认为公共资源的治理应该建立在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组成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之上，从而有效地克服单一依靠市场或者政府所带来的不足。通过相互独立的参与者从事合作性的活动，或者利用合作机制来解决冲突，是多中心治理的精髓。在桐乡的实践案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自治并非低效无序的，而是广泛参与的。自治的动力和动机，也恰恰依靠德治和法治的融合得到了保障和维持。在理清了多方共治事权、有效的组织、有效参与的前提下，公众的参与度和参与感得到了应有的积极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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