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商鞅与韩非法治思想有哪些区别？治

笔者认为，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即使思想相同而性格不同其结果也千差万别，商鞅与韩非法治思想的差别与两人性格有很大关系。商鞅沉着冷峻，工于心计的性格，以及对时局准备把握和对人性弱点的洞悉，使他临危不乱。

导语：大秦帝国，商鞅与韩非法治思想有哪些区别？从法治思想角度分析，一个是治国之本，一个是帝王工具，性格决定命运

《大秦帝国》共分为四部分别是裂变，纵横，崛起，天下；剧中各诸侯国的强大都与变法有关，这些变法的倡导者有很多法家人物，特别是秦国的强大和最后君权的巩固，得益于法家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商鞅其法治思想在秦国的变法中被成功付诸实施，使秦国由一个弱小、贫困的国家变成一个可以左右他国命运的强国，商鞅变法的成功实施为秦国统一六国战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商鞅与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区别

商鞅认为法治是“之国之本”

《大秦帝国之裂变》中，有这样的一个片段，齐国慎到，韩国申不害，卫国商鞅在齐国稷下学宫相遇，慎到将法家分为三派，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商鞅重“法”，其实这种说法也得到了现在学术界的普遍认同。申不害曾辅助韩昭侯，主张君主治国要有驭臣之术，要遵循刑名之术，讲究名实相合，循名责实；慎到强调势治，君子要有驭臣之术的同时，要善于发挥臣子的才能，让臣子尽力，君收其利。

商鞅认为，法就是人民的生命，法就是防止人民作恶的工具，以法而治是君主统治的手段和基础，同时商鞅还认为，农战可以使国家富强，而法治才是治国之根本，只有实行法治秦国才能安定统一。商鞅变法实行法治不仅改变秦国命运，也改变山东六国命运，同样也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走向。

韩非法治为“帝王工具”

韩非认为君权是至高无上的，“君”就是“道”，君主是最为高贵的，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至尊，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君臣之道各不相同。在“尊君”的法治理论中最高目标的前提下，法律才是治国根本，是维护社会秩序，防止人民作恶的工具。

韩非认为，君主要想树立自己的独尊地位，要用法治的手段制服民众，要赏罚分明，把刑的威慑力和利的诱惑力结合起来驾驭臣民。圣君立法、立法为君，法为君操，术为君执，法作为整合社会秩序的手段而已。韩非子对申不害的术治、商鞅的法治、慎到的势治三者进行互补互用，从三者不足之处着手，构筑法、术、势互补互用理论体系。他主张的“术”是集权君主的“权术”，是在法治实施的基础上，驾驭臣下的一种方法。

“君无术则弊于上”，君主如果不能控制臣下，就会被臣下蒙蔽，所以君主在臣子面前要深藏自己的好恶，掩盖自己的主张、思想、行动，让臣下感到君主神秘莫测无法捉摸。韩非子主张“法”、“术”兼并，法是基础，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术是君主驾驭臣子的手段。

韩非的“势”是集权君主主宰天下的法宝，势，也就是权势，在统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权力不是统治者能力高低，品德出众就可以获得的，君主之所以成为天下的君主，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拥有权势；所以，君主要积极主动牢固地把握权势，也就是保住“势”，牢牢控制朝政大权，防止大权旁落。

总之，韩非子认为“法”、“术”、“势”都是帝王工具，三者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不可偏废；而商鞅的治理理念基本完全靠单纯的法治观念，在实践上而言，韩非将法治、术治、势治相结合的理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推行法治思想手段不同

商鞅“君臣共操”、“重赏轻罚”

在法治思想推行的手段上，虽然商鞅和韩非都是出于维护君主专制的统治阶级利益，但由于两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时代不同，也使得他们对法的地位，法的执行者的主张也存在一定区别。

商鞅要求君主必须带头遵守国家法律，为了确立法令的权威性，他提出“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的观点，法高于一切，即使是君主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君臣都是执法者，官吏和君主都有一定的独立执法权力，商鞅不主张君主独揽一切权力，而是提倡君臣合作共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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