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棵松到花家地,35年前的法治日报什么样?
2020/08/04◎?文 李郁
今年是《法治日报》创刊40周年。对一家报纸来说,40年不长;但对一个报人,基本就是一生。我1986年入职法制日报社,2011年退休,在报社工作25年。退休后也还是报社的人吧,前后算起来35年。回顾以往,我深感欣慰。因为,我供职期间,正赶上法制日报社的“辉煌时期”。
诱人的“高工资”
1982年8月,我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以下简称“对外友协”)政治处工作。外事部门,当时是很有魅力的,工作环境尤其好。但几年下来,我总不安心。因为和大多数学中文的人一样,我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作家梦。作家不行,记者也可以。新闻也叫“亚文学”嘛。
1986年6月,对外友协团委组织舞会,邀请北京东长安街的国家机关团委参加。我是舞会的组织者,和几家团委的负责人一一见面寒暄。公安部团委的人向我介绍了《中国法制报》(《法治日报》的原名)的女记者胡建辉。出于礼貌,我首先请胡记者跳舞。跳舞中我顺便问中国法制报社招不招人。她说报社的文艺部可能要招人,承诺帮我打听一下。
胡建辉是个热心肠。很快,她就来电话了,说文艺部确实要招人,可以来谈谈,并给了我文艺部的电话……
几天后,当时的文艺部主任李芮和副主任于福源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他们说,报纸要扩版,文艺部需要扩充,正在物色人选。他们留下我的一些作品,让我回去等消息。
大约两个星期后,我被通知去填表、报到。我没想到事情进展这么顺利,立马就赶了过去。当时,他们正在发奖金,一个胖胖的女编辑叫高红十的,一看就是个性格爽朗的人,笑着问我:“你现在一个月拿多少钱?”我说90来块钱,她说:“那你快来吧,我们这个月光奖金就130块。”
根据当时的政策,大学毕业工资只有62元,加上其他福利总共也只有70多元。对外友协的领导为了照顾我,安排我住在办公楼里,算我值班,每月补助我15元,总共是92元。而如果到报社上班,收入可以翻一倍半,那可是高薪啊!
后来我才知道,《中国法制报》可以说是应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之运而生,适应社会要求,深受读者欢迎。当时的发行量达100多万份,利润丰厚,职工的福利待遇也高,在新闻界是拔尖的。
1986年8月16日,我正式成为报社一员。当拿到记者证的时候,我都有点晕乎了,觉得不是真的。随后,我搬到报社的单身宿舍。这是租用的北京六建招待所的房子,我和5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同住一个大房间。
当年报社的工作场所和住宿条件都比对外友协差很多,但我很满足。我实现了多年的夙愿,而且意外获得“高薪”。
几年后,一位中学同学来看我,问我挣多少钱。那时我每月已能拿500多元了,他听了直愣神儿 :“这么多钱,你花得了吗?”
他当时在河南焦作煤矿的机关工作,工资奖金不足百元。
气派的办公楼
我刚调来时,报社还在北京五棵松北面的金沟河办公,租用的是铁道兵干休所的两栋楼,很破旧。我们文艺部9个人,全挤在一间办公室里。屋门油漆斑驳,还破了个洞。正值盛夏,没有空调,屋子当中的茶几上放一台电扇,不能对着人吹,因为每个人桌子上都堆满稿件、 纸张,一吹纸张会乱飞;只能对着门吹,带动屋内空气流动,取其凉意而已。坐在办公室里工作,经常是汗流浃背。
说实话,我第一次到报社时有点失望。但我从未听到同事对此有怨言。大家心里有盼头:报社的办公大楼正在选址,不久的将来就会搬进新楼。
但是办公楼的选址并不顺利。据说,最早有计划在人民大会堂西侧,也就是现在国家大剧院的地址上,建一栋“法制大厦”。其中有全国人大、法工委等单位的办公地,也包括法制日报。但是,后来证明这只是传言。报社只得自己选了几处觉得不错的地方申报,比如复兴门、车公庄附近。但对于这些地方,北京市自己已有规划,报告一一被否决。后来被安排到和平里,现在的北三环附近,中国日报旁边。这回却是报社不同意了,理由是,中国日报是外文报纸,我们是中文报纸,两家在一起不合适。结果,选址就被搁置了。再后来,一下就被推到了北京东北郊的六公坟花家地村,属望京新规划区。
于是,我们永远只能站在郊外远望京城了。
那是一个中午的休息时间,当时的社长关志豪拿着一张报社办公楼效果图让大家看。图 上是一栋高耸的雪白的塔楼,间以层层蓝色的连体窗户,十分漂亮壮观,大家不由得啧啧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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