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与中国现代性的起源

引 言

一百七十余年前，“破门而入”的西方人，触发了中国社会“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李鸿章：《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国被迫融入西方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轨道。由此决定了，一百七十余年来，中国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最根本的是一个现代性建构的艰难历程，即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性）社会向以现代性核心价值（工具理性、个人权利等）为支撑，以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等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历史性巨变。②金观涛著：《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版，第6-25 页。这一转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从具体到抽象，从局部到整体，涉及器物、制度和价值系统等方方面面，但千言万语，不外乎一个中国现代性秩序的建构与塑造。尽管在统计学意义上，中国经济在最近四十余年突然爆发，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奇迹。然而，经济的持续大规模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的自然完成。中国的现代性转型，仍是一个跨越三个世纪，而至今尚未完成的方案。

知识产权制度是现代秩序中最基础、最重要的财产制度之一，是现代国家最基础的法权制度之一，也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义理价值体系之一。知识产权与现代性之间可谓玄黄不辨、水乳不分。虽然，关于现代性的起源问题，涌现了无数真知灼见，关于知识产权的历史探索，也不乏大量著述论点。但是，在现代性的框架内，围绕知识产权，聚焦中国历史，追根溯源二者最初联系的研究，仍是一个有待发掘并精耕细作的领域。鉴此，本文希望回到中国与现代性相遇的最初原点，沿循知识产权进入中国的内在逻辑，尝试揭明二者之间的隐秘勾连，冀能还原历史与秩序的本来面貌。

一、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与传统法制的变革

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签订城下之盟。从此，中国被迫卷入了世界现代性的历史大潮，中国社会被推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发展轨道，成为世界市场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如果说，在明清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思想一直处在自我完足的状态中，那么，在明清以来，中国已经不再能够维持它思想与学术的‘自给自足’，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已经融入了世界思想与学术的知识背景中，或者说，世界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已经不由分说地进入了中国，而那个‘中国’已经不再是‘天下’，而只是‘万国’格局中的‘清国’。”③葛兆光：《近代·学术·名著以及中国》，载《读书》1999 年第4 期，第85-89 页。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再也不能按照固有的节奏和方式前进。“破门而入”的西方人，打碎了延绵数千载的“中央之国”的盲目与自大，也改变了围绕这个“中国中心观”而绘制的世界图景，触发了“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④严复：《论世变之亟》，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1 页。的千古“世变”。

这一“世变”，已不再是旧时的王朝更替，也不同于所谓的“华夷之辨”，而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在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强力冲撞下所面临的剧变与质变。“天朝之败于西夷，是一屈辱，一败再败，国将不国，则是大屈辱，败于西夷而又必须学于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国百年之现代化运动，实是一雪耻图强的运动。而此一雪耻图强运动，分析到最后，则是一追求国家‘权力’与‘财富’的运动。”⑤金耀基：《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载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8- 9 页。

在西方先进文明的冲击与感召下，晚清的政治与知识精英逐渐意识到：“变法求强”应是当时中国面临的第一要务。“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⑥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212 页。“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⑦严复：《救亡决论》，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40 页、第50 页。“亟宜一变旧法，取法于人，以收富强之实效。”⑧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597 页。传统的“农本商末”的治国方针难以为继，振兴商务，奖励实业，转移国策，应是必然之举。回应西方，与世界一致，向现代转型，已成历史大势。于是，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再到“中西会通”，由表及里，以器入道，在不断探索发展路径的过程中，自觉推动着中国传统社会缓缓地向着现代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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