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电视剧对司法的误读及预防

法制电视剧，即我们经常所说的“涉案剧”中，存在不少致命的瑕疵。除了人们熟知的凶杀、暴力镜头外，更大的隐患在于它们对观众的潜在影响——可能导致人们对司法机关的形象和作用产生曲解和误读。

现象：荧屏模糊了司法形象

过去若干年里，国内电视剧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反响强烈、观众拍手叫好的法制电视剧，给予人们很大的精神享受，但即使在这些剧作中，我们仍不时看到它们对司法形象的误解或者曲解。

在连续剧《龙年档案》中，市委书记龙福海直接要求法院早日将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的太子县县委书记万汉山判处死刑，直接违反了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更遗憾的是，在电视剧里，这一情节是被当成正面形象被歌颂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剧中的场景是龙福海提出此建议，市长罗成等领导干部都热烈鼓掌，编剧和导演对此都没有表示否定的意思。

在连续剧《大法官》中，有一段是女律师为一投毒杀夫的女人进行慷慨激昂的法庭辩护。律师辩护的核心意见是该妇女长期饱受丈夫的折磨，为免遭一顿暴打而投毒杀夫，请法庭考虑以上情节不要将其判处死刑。女律师的辩护博得了旁听席上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当镜头转向审判长，随着一声“把被告带下去”的命令，本组镜头结束。按照正常的法庭程序，辩护人发言结束后，法庭应让被告人作最后的陈述，而本剧中审判长却让法警将被告带了下去，从而剥夺了被告的最后陈述权。而且，辩护人发言结束，听众长时间热烈鼓掌而法官却无动于衷，不予制止，不符合现实。须知，严肃的法庭是不允许鼓掌、喧哗的，否则将被视为违反法庭纪律而被驱逐出庭。

连续剧《鸽子哨》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法院的执行人员查封了生子的铺面，并告诉他，一个月内不归还银行的贷款，铺面就被没收。实际上，法院可以强制执行的是将他们的铺面变卖后抵偿债务，不是“没收”。没收是针对非法收入或处罚而进行的，普通的民事诉讼是不会涉及没收的。

此外，许多时候为了让观众所谓的“解气”，电视剧里并未真正搞清问题的法律性质，就让剧中的“坏人”得到处理。仍以《龙年档案》为例，剧中的天州市委常委、秘书长马立凤给触犯刑律的弟弟马大海、马小波通风报信，安排两人出逃。在马大海被抓获后，她又贿赂看守所警官，与马大海秘密见面并串供。如此行为显然已构成犯罪，但在剧中竟然只给予其停职反省的处理，并且她还在不断上告……这种以行政处分代替刑事处理的情节，在涉案剧中非常多。

这些现象，无论是对法律内涵的误读、或者对司法工作形式的曲解，都直接损害了司法形象，误导了电视观众。

缘由：两个层面的误读促成最终误导

误读是文化交流中的普遍现象，通常指一种文化在解析另一种文化时出现的错误理解和评估。由于法律和文艺传播属于不同体系内的两种文化现象，因此许多电视剧创作者在解读有关法律问题时，往往只能建立在对事实不当的感受，对认知对象材料不充分占有或不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因此不免出现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曲解，造成误读。

法制电视剧出现上述问题，首先在于创作者对其创作主旨的误读。根据一位业内人士的说法：“当公安题材、司法题材的电视剧成为荧屏收视热点时，以真实案件为背景的法制节目也在全国各家电视台层出不穷。和电视剧不一样的是，电视法制节目承担普及全民法律知识，提高全民法律责任的社会重责。”这无异于把法制电视剧的社会责任错位了，即电视剧可以不承担普及全民法制知识、提高全民法律责任的社会责任。在此情形下，法制电视剧创作者往往只注重其艺术性和娱乐性，忽视其他的关键性要素，自然难免出现各种问题。

如果说，在创作宗旨、节目主题等方面，电视剧主创人员的误读通常都是下意识的，是因为这些人士的曲解或误会造成的，那么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创作者的意图很容易被认为是“故意”的——当他们需要一定的情节证明自己的剧情时，不免就会削足适履，牵强附会。比如前述“观众为律师热烈鼓掌”等情节，只要创作者稍加注意，就能发现其中的瑕疵。

主创人员在电视剧创作中的误读必然会通过直接的 “影响链”形成误导，观众收看了这些法律观点、思路上有偏差的电视剧，一定会得出与创作者同样的感受，“将错误进行到底”。而且，现在我国的司法机关在工作中存在许多不足甚至差错，许多人习惯性地认为他们本身就有问题，所以在接收到关于司法机关的负面信息后，很容易受到诱导和影响，自觉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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